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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給它一個大悲劇結局,那是文明的毀滅
            馮驥才談小說新作《單筒望遠鏡》

            1978年,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馮驥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義和拳》。時隔四十一年,在另一部與義和團有關的作品《單筒望遠鏡》中,他想表現的是“文明的沖突”。

            義和團通過街頭木偶戲進行反洋宣傳。 (視覺中國/圖)

            (本文首發于2019年8月29日《南方周末》)

            作家馮驥才身高1.92米,文學界的朋友都稱他“大馮”。這位以《雕花煙斗》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《神鞭》和《三寸金蓮》等“津味小說”聞名的作家,1990年代后漸漸將重心轉向民間文化保護。借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說集《俗世奇人》(足本)和長篇小說《單筒望遠鏡》,他有重返小說家“大馮”的勢頭。眼下,他正寫一部以藝術家為題材的小說。

            1978年,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馮驥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義和拳》。時隔四十一年,在另一部與義和團有關的作品《單筒望遠鏡》中,他想表現的是“文明的沖突”。從個人寫作史看,他似乎一直沒有涉入“先鋒小說”大潮。寫《單筒望遠鏡》,他非常明確地撇開它,因為“覺得先鋒小說礙事”。

            “中國人認為最高的形象是意象。”馮驥才在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說。那里展覽了他的繪畫作品、著作的各種版本和譯本,以及他主持的字數以億計量的民間文藝書系。他是繪畫科班出身,曾就職于書畫社和天津工藝美術廠,文學只是愛好。

            馮驥才祖籍浙江寧波,家族出過五十六位進士,但寫作生涯是他定居的天津所賜。他家里收藏的來自租界的眾多古董里,就有一只單筒望遠鏡。“所有人看對方,全拿著單筒望遠鏡,誰也不明白對方是怎么回事。”他說這就是書中單筒望遠鏡的意象,“文明和文明放在一起,不一定是更文明。”

            “在沖突或新舊交替的時代,這個地方的人的個性會表現得特別突出。”在馮驥才眼里,對比鮮明的天津老城和租界,就是文明相遇的兩個象征物。

            小說醞釀很久,直到2018年到張掖開會,別人去了馬蹄寺,他在旅館里躺著,“腦子里忽然小說就來了,一來就是那棵大槐樹”。那棵覆蓋天津老城歐陽家院落的大槐樹純屬虛構,但他二十多歲時確實在老城看到很多大槐樹。它們代表六百年老城東方商業文明的根,在近代和西方文明碰撞時被毀滅了。

            “在我心里一直是一個很硬的疤”

            南方周末:和四十多年前的《義和拳》相比,《單筒望遠鏡》對同一歷史題材的思考有什么變化?

            馮驥才:《義和拳》太早了,是1970年代寫的,1978年11月出版,到現在四十一年了。這部小說很有意思,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,我叫它“借調式寫作”。那時候作家寫東西是把人借調到出版社,編輯跟作者一起商量改稿,改到能出版,沒有稿費。《義和拳》是我第一部書,五十多萬字,稿費三千多。那是一筆很大的錢,我到東四銀行取錢,銀行工作人員戴著套袖,都站起來吃驚地看著我。他們不知道什么是稿費。

            我住在人文社時,跟著寫了第一部中篇叫《鋪花的歧路》,那時候劉心武寫完了《班主任》,從維熙寫了《大墻下的紅玉蘭》。有趣的是,《鋪花的歧路》出版時封面上沒有作家名字。劉心武看了說:上面怎么沒有你的名字呢?那時候打倒“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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